老三届丨韩贤强：非常时期的非常求学之路

作者档案

本文作者

韩贤强，高三六六届毕业生，1968年在泾县汀溪公社大坑大队马家岭生产队插队七年，1975年招工芜湖市搬运公司汽车队，1978年参加高考，大学毕业后留校，曾任安徽工业大学党委宣传部长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室主任。

原题

从幼儿园到高中

非常时期的非常求学之路

作者：韩贤强  

高中时代的作者

1950-1954年，幼儿园，1954-1960年，小学；1960-1963年，初中；1963-1966年，高中。小学碰到大跃进，初中遇到饥荒，高中恰好是文革开始。这些年份，都是非常时期，与我的求学阶段天衣无缝地对接在一起。任何个人经历过的教育，都必然会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。

幼儿园：南京大学教育学院附属丁家桥小学幼儿园

1950年，我三岁，进入南京大学教育学院附属丁家桥小学幼儿园，从家庭进入了社会，距今，己经七十年了。

一、全南京市第一名

1950年夏天的某一个夜晚，南京大学丁家桥校区，一对父子睡在屋外凉床的草席子上。星斗满天、蟋蟀呜唱，一阵阵暖风吹过来，父亲心情激动、浮想联翩、夜不能寐。父亲，在想什么呢？儿子要上幼儿园了！儿子，就是我。

干脆！父亲摇摇他身旁酣睡的我，说：“起来，起来，不睡了！排队去。” 父亲将草席子卷起来，夹在腋下，我被父亲牵着手，懵懵懂懂地跟在父亲身后，向南京大学教育学院附属丁家桥小学幼儿园入学报名点走去。

当时，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尚未开始，南京师范大学还没有从南京大学分出来，仍旧是南京大学的一个学院。父亲接受南京大学校长（1951-1957）潘菽颁发的聘书，讲授《经济学》课程。母亲在校医院担任药剂师。

父亲、母亲和我

父亲将草席子铺在幼儿园报名点窗口的地上，我和父亲坐了下来。父亲和我讲一些有关学习的话，讲一些有关人生的话，话题大而不当，我无法听懂，一心想着睡觉。时针正指向晚上10点整，报名还要等到第二天的八点之后呢。

天亮了，陆续有人带着孩子来排队。结果，我毫无悬念地成了当年报考南京市幼儿园的第一名。不是成绩第一名，而是报名时间顺序第一名。

考试开始了，阿姨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只要说出名字，就录取了。我是1950年全南京市第一个被问到这个问题的孩子。

我不出声，阿姨又问了一遍，我还是不出声。

后面的队，排得很长，阿姨不可能一直问下去。父亲着急了，拧着我的屁股，催促着我：“说呀，说呀！”我忍着屁股痛，就是不说。父亲央求阿姨：“他是知道自己名字的，他真的不是哑巴。”阿姨说：“下一个”。

父亲沮丧地将我领回家，问我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我答：“韩贤强”。父亲说：“不哑嘛！”又将我拎到幼儿园，满怀信心地对幼儿园的阿姨说：“我们又来了”。

阿姨问我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我还是不出声了：心里想：打我为什么要说？不说！父亲的失望，无以言状。

这样往返了几次，我保持着我的倔犟，始终没有开口讲话。最后，我是靠“走后门”，进了幼儿园。

我的天性就是不善言辞，尤其是在生人面前，讲话就心慌。人生总是阴差阳错，结果，我居然选择了一个靠讲话为生的职业——教师。如此的一折三波，我终于算是进了幼儿园，开始了漫长的学习生涯。一个学期下来，得到了一张来之不易的成绩单，这样的成绩单，还不值得保存吗？

二、三岁看大、七岁看老

从1950年入幼儿园，1982年，大学毕业，除去其中1966—1975年文革十年和恢复高考前3年，读书学习一共19年。这几乎是我们这一辈同龄人的一般经历，不稀奇，稀奇的是：求学19年，其中，幼儿园3年、小学6年、中学6年、大学4年，共19年的所有学习成绩单，经过那么多不寻常的岁月，包括文革期间抄家，竟然奇迹般地保留至今！今天想起来，都有点不可思议。从幼儿园到小学四年级的所有成绩单，都是父亲保存的，顺着这个惯性和思路，我保存了余下的部分。

幼儿园小班、中班的《南京大学教育学院附属丁家桥小学幼儿园儿童在园生活报告表》比较简单，幼儿园大班的《成绩单》是一张长形纸，三折起来，像一封信。儿童在园生活报告表，分别有“活动”“健康”及“午睡”“饮食”“缺点”各项记录，记录得比较详细

俗话说：三岁看大、七岁看老。我如今年过七十，性格、习惯、爱好、才能……与七岁时幼儿园大班成绩单上的描述，真是“何其相似仍尔！”

如：会单唱、对唱、轮唱，声音大、音调准确，能表达出轻重快慢。欢喜听乐器演奏唱片及欹曲唱片，也喜欢听老师和小朋友唱歌。会用乐器依节拍或隔节拍敲打3／4及4／4的节奏，节拍敲的正确。六七岁已经表现出一定的音乐天赋，如果这一天赋得以展现，今天，我很可能就是一名歌手戒音乐工作者。

欢喜图画，会画风景画、主题画、简单故事画，能将物体的不同特征表达出来，画的很细致，涂色也均匀。会自剪纸条图案，剪不同的花，会剪贴简单故事画，会用纸摺或制造玩具，做的还不错。会用一块整泥捏成娃、宝塔、水壶、六角形、圆形、空气积木，自己也会创造精细光滑的物体。这种“才能”至今在我身上仍有体现，退休后责旡旁贷地担任了小外孙图画手工的指导。

小学：南京市丁家桥小学和新庄村小学

1954-1960年，我念小学。小学，先在南京市丁家桥小学，由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，我随父母从丁家桥小学转学到新庄村小学。1957年年疧，父亲因历史问题被逮捕，我随母亲到安徽泾县，转入泾县溪头中心小学读书，直至1960年小学毕业。

南京丁家桥小学学生成绩单，1954学年度第一学期，一年级（上）

1955年下半年，我念小学二年级下学期，从丁家桥小学，转学到新庄村小学，到1957年年底，四年级下学期，离开南京。

一、棺材里面装的是什么？

新庄，地处风景秀丽的紫金山麓、碧波荡漾的玄武湖畔。六七十年前的新庄，是南京城边的一个小村庄，到处是农田。1952年，全国高校院系调整，中央大学森林系和金陵大学森林系,合并组建南京林学院，在这里建校，我们的家，也从丁家桥搬到新庄。

站在简易宿舍的家门口，眼前一片开阔，能看得见对面紫金山上的天文台，天文台上野外业务观测台站亮晶晶的圆顶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那时，没公路，不通车，学校的教职员工到城里去，凭借校徽，可以径直穿越玄武湖。如今的新庄已经十分繁华，街道纵横，大楼林立，公交地铁，交通便捷。站在当年简易宿舍的门口，眼前除了高楼，还是高楼，其它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去上学，走小路，途经一块坟地，荒草丛中，高高低低，歪歪斜斜，有无数不规整的坟包。南京林学院要搞基建，到处都是工地，这个荒山坟地在平整之列。荒山坟地旁就是一个塘，荒山坟地上挖出来的土，都被填到塘里。

早有告示贴出来，要求坟主迁坟，真正被迁走的坟，极少，大多数的坟，已无主，或有主也不愿去管了，听凭处理吧。挖掘荒山坟地的进度很快，遇有棺木的地方，都暂时搁置下来，一具快要腐朽的棺材，置于一个土墩上，一块刚刚挖出来的平地上，耸立着几十个这样柱状的土墩。

放学时，路过荒山坟地，一群小学生都要驻足观看，叽叽喳喳地议论，那些棺材里，究竟是个什么情景？充满了好奇和想象。

终于，等到了那一天。一个冬日的下午，太阳将那块刚刚平整出来的平地照得暖暖的，一个个土墩的影子拖得很长。工人在挖土墩，土墩已经支撑不住上面的棺材，棺材哗啦啦一下子垮塌下来，棺材板裂开，一具尸体，一具散了架的尸体，一具和泥土混和在一起的尸体，滚下来。头部已腐烂模糊，狰狞、痛苦、滑稽，给人想象；头发还看得很清楚，长发；大致还算完整的一副骨架；是人体的一部分，还是变成了泥土的人体，无法区分；衣服成了勉强可辨的碎片，贴在泥土上……一辆铲车开过来，将这一堆：棺木、尸体和杂草、石块、泥土，一起推到塘里。也有等不及铲车的，拽着尸体上的一个部位，头发或手或脚……往塘里拖，丢弃在污泥浊水之中，沿路有泥土、石块，或是尸体的一部分，散落下来。

那时我也就八九岁吧，吃惊地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张大着嘴，说不出话来。在一个孩子看来，死亡，这个虚幻而又遥远的概念，此刻，很直观地呈现在眼前。我幻想死者生前的样子，他的灵魂一定在某个地方，惊恐地看着这一幕，看着后来的人，居然猪狗不如般地如此对待他们留在人世间的皮囊，使他失望、憎恶，还是寒心？

二、捡莲子、拣雨花石

童年虽短暂，童趣却盎然。童年镶嵌在大自然里，贴近泥土，也就贴近生活本身，贴近孩童本性。回忆小学生活，课堂里的事，都想不起来了。

玄武湖近在咫尺，是江东豪杰周公瑾练水兵的地方，湖水拍打着岸边的岩石，芦苇、荷花，都见证着历史，都是有故事的。

小时候，因为调皮和瘦，我有个绰号，叫“韩猴子”。韩猴子和小伙伴们常在玄武湖追逐打闹，可以尽情游玩。玄武湖里的露天电影，丰富了我的童年生活，延伸了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。

玄武湖常常要清淤，淤泥堆积在一个凹地里，成为一个淤泥的湖。淤泥湖表面的淤泥，经太阳一晒，变硬，形成一条条裂缝，像乌龟壳上的纹理。看上去有点硬，下面数尺，以至数丈深的淤泥还是软软的，像一碗厚粥，走在上面有晃来晃去的感觉。

淤泥湖表面的淤泥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有一点一点闪着光的黑点，亮晶晶的，那可是个好东西：莲子。玄武湖多荷花，每年莲蓬子成熟了，都掉在淤泥里，年复一单，难见天日，清淤，使这些莲子又重见天日。

到淤泥湖面上捡莲子，知道有多危险吗？淤泥有多深，危险就有多大！只要陷下去，越挣扎，越陷得快，小腿、大褪、腰、胸、颈子、头、头发，什么都看不见了，那是非常可怕的！

孩子自有孩子的办法，用两块长木板挷在小脚上，跪着在淤泥湖上“走”，边走边捡莲子。

据传说，在一千四百年之前的梁代，有位云光法师在南京南郊讲经说法，感动上天，落花如雨，花雨落地为石，故称雨花石，形成“天花乱坠”这一成语，讲经处更名为雨花台。雨花石以玛瑙为主，石质细腻，颜色艳丽，晶莹可爱。美丽的雨花石中常可呈现各种山水、人物、鸟兽等景象，使人遐想联翩，思绪入石，尤为儿童喜爱。

儿时，到雨花台捡雨花石，令人神往。大雨过后，松树林里，乱石坡上，尤其是一个土坎的剖面上，一个个鲜艳的雨花石清晰可见。如果下雨，更是难得的好机会。我们钻在一米左右长的水泥涵管中，看得清石头，淋不着雨，一粒粒雨花石，被雨水冲洗得亮晶晶的。一块地方捡完了，只要身体的一边用力，水泥涵管就滚动起来，换了一个新地方。

三、李老师的目光

新庄村小学给我的最后一个印象是1957年年底，快过元旦了，学校还没有放假，我要离开南京去泾县了。班主任李老师，约五十岁的一位男教师，个矮、清瘦、肤黑，满脸皱纹，朴素严肃，嗓音略带沙哑，平时话少，话都让他在课堂上说完了。

那天，“韩猴子”很乖地站在李老师办公桌前，安静地看他给我填写小学四年级上学期的《南京市新庄村小学成绩报告单》，阅读86分、笔算100分、珠算94分，品德：“热爱学习，热爱劳动，能积极参加队里的活动，对同学团结友爱心，遵守课堂纪律，尊敬师长。”甚至没有以“希望”的方式，指出我的缺点，可见李老师对我的偏爱。最后，他在“班主任”后面，端端正正地盖上鲜红的铁线篆体私章：李广发。

李老师缓慢地将《成绩报告单》交给我，看着我将《成绩报告单》放进书包。六十多年过去，这份《成绩报告单》保存至今，寄托着我对新庄村小学，对李老师的深深怀念！

李老师将我送到校门口，临走，李老师还紧紧地抱了我一下。十二月底的天气，已有寒意，我立刻感到李老师的体温，暖暖的。一双大手，轻轻地拍拍我的背，像是对我语重心长的嘱咐。看着我，走出去老远，直到拐进一个小树林子，我回头看看李老师，他微笑着向我点头，目光里充满了不舍、爱怜、忧虑。李老师是知道我转学的原因的，当时，他一定在想，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命运，在等待着这个孩子呢？

1957年12月，我从南京市新庄村小学，转学到（安徽省）泾县溪头中心小学，当时是四年级上学期。临行，班主任李广发老师给我填写了这份成绩报告单。余下的部分，由溪头中心小学班主任朱普欢老师填写

小学：泾县溪头中心小学

泾县溪头小学，就是母亲当年就读的龙坦小学。据说，该校为溪头都胡氏宗族于1928年创办。

整个学校的建筑，就是按照中国地图来建造的。长江、黄河是两条走廊，听得见下面潺潺的水声，地面铺的是青砖。阴天、雨天，青砖就泛潮，湿漉漉的，不常走的走廊的边沿长满绿色的青苔。教室都以省命名，坐在黑龙江省的教室里和坐在广东省的教室里上课，气温都会感到不一样，不知道是确有差异，还是想象产生的幻觉。坐在东三省的教室里，会产生爱国救亡的情感；坐在辽宁省的教室里，会产生抗美援朝的联想。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，会增强学生的国家观念和公民意识，可见建造者的良苦用心。

 图片说明：小学六年级成绩单

我的初中：泾县榔桥初级中学

1960-1963年，我念初中，正值饥荒盛行，社会不稳定，学校也不正常，上课的日子少，放假的日子多。

一、无所事事的漫长假期

漫长的假期如何度过？母亲准备让我学中医。先学诊脉，诊脉知道点皮毛，实践不行；《汤头歌》背不了；背《针灸穴位歌诀》，没兴趣。不学医了，学木匠吧。木匠工具可以买，师傅呢？木料呢？木匠也学不成了。最后，花了30元，买了一副丝鱼网，网鱼。这个我很乐意，既符合我的兴趣，也符合家庭实际需要。

十几岁的少年，都是天然的捕鱼好手。丝鱼网拦腰下在河水中间，大步踩着水，水花四溅，弄出很大的响动，往前走，鱼就向走的反方向游，刚好撞在丝鱼网上。逮到的鱼，从腮到嘴，穿在柳技条上。折一根柳枝，皮剥下来，梢上打个结，一根长柳枝，能穿二、三十条鱼。

夏日的午后或傍晚，天气异常闷热，乌云满天，天色突然暗下来，天边隐约有闪电和隆隆的闷雷声，一丝风也没有，蜻蜓在水面盘旋，气压低，闷得很，要下雨！我心里清楚，鱼会浮上水面来喘气。我拿起丝鱼网，飞奔到村边小河边，赶紧下网。

一会，狂风大作，雨点有黄豆那么大，狠狠地砸下来。

一刻功夫，我拎着一大串鱼，冒雨跑回家。我打着赤脚，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滴，浑身没有一根干纱。母亲一边帮我将湿透的衣裤里的水拧出来，一边数着鱼。那一年，没少吃鱼，鱼汤、红烧鱼轮换着吃，多余的，还卖了钱。

捕鱼时，惊险的事，也时有发生。鱼丝网在水里不停地动，动静还不小，一定是一条大鱼上网了，可不能将我的鱼网搞坏了，赶紧过去，将鱼丝网拎起来一看，呵！鱼网上缠绕着一条大水蛇！

夏日里，上面太阳晒，下面河水蒸，鼻子血，一滴一滴滴在河水里，形成一条红色的水带。一场疟疾，正在秋天等着我呢！

二、一个班级，总共11人

初中，先在苏红中学读了第一个学期，因为招不到学生，停办，后转入泾县榔桥初级中学。泾县榔桥初级中学地处黄田，人们也习惯称之为黄田中学。黄田中学学生依旧不多，初三班，一共11个学生。那个年头，闹饥荒，肚子都喂不饱，哪有心思去读书？招不到学生，可想而知。

黄田中学位于黄田村中。黄田村位于榔桥镇东南部，黄兖山西麓，四周群山环抱，镶嵌在青山绿水之中。黄田古村始建于北宋嘉佑年间，已有千年历史，清中期村内有书院书舍十余所，藏书斋室六处，历史文化深厚。

从大山里流出来的水，汇聚成一条河——凤子河，穿黄田村而过。沿河边，用大石条铺成一条路，逆凤子河流而上。河上有一座桥，桥头有一棵老榆树，倾斜着身体，庇护着石桥。过了桥，就到了黄田中学。

黄田中学，前身是培风小学。培风小学由黄田朱姓公堂出资和上海朱公馆，扬州、武汉等地朱姓同乡会捐资，朱侠骨(1874—1937) 于1921年春创办。等到我进校读书时，校园内还有“侠骨亭”和“杏楼”建筑遗存。

前者是为纪念朱侠骨的办学业绩而建，后者是一位叫杏姑娘的女子，捐资创办的图书馆。侠骨亭畔有金鱼池、花台和丹桂、梅花树，景色清幽，亭上木住上镶刻对联一副，字迹隐约可见：“育德育才成侠骨，好山好水助培风”。黄田中学是一所老村落中的老学校。

我从来不畏惧考试，甚至还有点喜欢考试。老师改卷时，总是先改我的考卷，一般不会有错，我的考卷就成了标准答案，老师会参照我的卷子，再改其他同学的考卷。学习成绩好，得益于好老师，一群文革前的年轻大学毕业生。

1963年我初中毕业，参加中考。中考时，我气定神闲地坐在教室里，是考语文，在做作文，好像题目是《春天》。“小草冒头了，柳枝吐芽了，绿了草地、绿了树梢，绿了原野，远远地望去，满眼绿，绿得让人心醉！……”一位监考老师在我背后驻脚，一会走开，又来了三四位老师，站在我的背后。那一天，我的感觉特别好，中午吃过饭，到河里去洗碗，都感觉到有人在对我指指点点。

兴趣是学习最好的老师，我喜欢用功。小的时候，没电灯，用煤油灯，时间长了，油烧完了，干烧灯芯，一股浓烟冒出来，玻璃灯罩被熏得漆黑。晚上，常常听见母亲喊：“不能再看了！没有灯油了！”稍长，虽然学习很艰苦，但也常常读书读得忘记了肚子饿。

1963年7月5日，泾县文教局颁发初中毕业证书，及三个学年学习成绩、操行评语

我的高中：安徽宣城中学

考高中对我有非凡的意义：户口可以从石柜村迁出来，由农村户口，转变为城镇户口。考虑到师范不用交学费，有饭吃，我决定报考南陵师范学校。录取通知到了，拆开一看，录取的学校是宣城中学。

宣城中学，创建于1906年。1919年，著名学者章伯钧先生出任校长，不久，恽代英、萧楚女也先后应聘任教，此后，又有一批著名的学者在这里任教，名师云集，英才辈出。

1951年响应“抗美援朝”号召，先后两批共53人组成“水阳江战斗队”，奔赴朝鲜战场。由53人签名的一面红旗，记载着宣城中学学生的爱国壮举，保存至今。

1953年宣中高中毕业生100%升入大学，文科成绩华东第一，理科成绩华东第二。1956年，宣中被教育部定为直接联系的全国30所重点中学，宣城中学成为全国著名中学。

一、“没钱？没钱可以放牛啊！”

录取宣城中学，母亲为学费犯愁了。学费的事，搁一边，先转户口吧。按规定，农业户转供应户，要将一年的口粮从生产队买出来，再卖到粮站去。

从生产队买稻子的钱和卖到粮站的稻子的钱，应该是一样的，稻子是8元一百斤，生产队卖，粮站收，都是这个价。但是，石柜村生产队要按16元一百斤稻子卖给母亲，粮站仍按8元一百斤收购，全年三百斤稻子，相差24元钱，这可不是个小数字，母亲认为不公，找到大队书记沈金亭评理。

沈书记悠悠地看着焦急万分的母亲，慢吞吞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你有钱啊，就多给生产队交点吧！”沈书记喝了口茶，接着说：“没钱，那就不要念书了。你看，我儿子不是在家放牛吗？”

办完户口迁移手续，母亲执意要送我去宣城。那天，联系了一辆货车，我们爬上车，天空一丝云彩都没有，一碧如洗，干净极了，车开了，清风徐来，吹散了夏末初秋的最后的暑气，轻抚着母亲和我的滚烫的面颊，心情无比舒畅，从未有过的舒畅！

二、教了两代人的胡先生

到了宣城中学，教导主任胡元根来找母亲，母亲很吃惊！原来宣城中学教导主任，就是几十年前母亲的语文老师！老师总会记住他的好学生，学生也不会忘记她的好老师。

胡先生一口乡音，说：“我一看韩贤强的家长是吴美云，立刻就想起来了，不就是那个大眼睛，有些腼腆，考试成绩总是全班第一的大姑娘吗？再看看这个大姑娘的儿子的考试成绩怎么样，总分全县第一。我们有优先录取权，要了”。

母亲也还清楚地记得，课堂上那个身着蓝长衫，手舞足蹈，神采飞扬，抑扬顿挫地用方言诵读课文的年轻的胡先生。过后，母亲还背诵了一首胡先生的诗：“我像一匹伤痕累累的战马／昂首奋蹄／嘶喊着／奔回故乡”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宣城中学校长王龙，是个老资格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二期毕业生。教导主任胡元根，溪头都大姓胡家人，家学渊源深厚，从教几十年，是省内知名的教育专家。面对教学质量每况愈下的状况，决心打个翻身仗。1963年秋季招生时，在芜湖、巢湖两个地区各县择优录取，一个县也只取两人左右。泾县录取两人，我是其中之一。

进校后，高一共三个班，一个班学英语，两个班学俄语。老师问我：“你学哪种语言？”答：“英语。”问：“为什么？”荅：“我有基础。”教师有兴趣了，两眼盯着我，问：“什么基础？”我想都没想，说：“我认得ABC啊！”老师笑了，说：“行。”我被编在丙班，学英语，担任学习委员。

学校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。高一，我参加了数学兴趣小组，数学课，不跟班上，老师将教学资料发给学生自学，答疑，学生可以参加任何年级的考试，那时，自学了微积分，当时，那已经是大一数学的内容了。

学校邀请了当时社会上一些有真才实学的“牛鬼蛇神”到校任教，著名词赋学家马祖熙给我们上语文课，著名英语专家张道真的同学给我们上英语课。他们还给教师上课。

吃饭时，这些“牛鬼蛇神”拿个大茶缸和我们一起排队打饭。这样的老师，在宣中还有好几位，他们的师德和学识，都受到学生和老师的尊敬。

三、金宝圩的饭菜和木菩萨

“喜看稻菽千重浪，遍地英雄下夕烟”，1965年下半年，我们到金宝圩支农。圩内阡陌交错，沟渠纵横，土壤肥沃，旱涝保收。我们是乘着人力船去的。船沿着圩外一条河，逆流而上。遇到了险滩，船走不动了，船工要求我们下船。

下了船，跑到大圩埂上，都傻了眼了，圩内一块大田里，妇女正在耘田，全光着上身，两个大奶子，甩来甩去。在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子眼里，这是一幅邪恶的画。

时值双抢，吃住都在老乡家。现在对干活的辛苦已没有什么记忆了，可能当时也就没有吃过什么苦，记得起的也就是“吃”了，我们吃的是派饭，挨家吃。

那天，恰好是生产队长领着我们干活，车水，向秧田里灌水。水车大，没四个人蹬不动。四个人一字排开，手扒在水车的横杆上，上面有布蓬，晒不着日头，淋不着雨。用脚踏水车的车轮，会常常踏空，水车轮子打在脚杆子上，生痛，也挺好玩。

吃中饭了，这是我们最盼望的。饭桌是一张大凉床，放在一棵大树下，树荫挡着烈日，很凉爽。菜不少，极具水乡特色：菱角菜、水芹菜、毛芋头、马齿苋、莲藕、茭白，还有鱼和一碗红辣椒。这么多好菜，平时都没怎么吃过，慢慢尝吧。

队长很热情，说：“慢慢吃，催活不催饭，雷公都不打吃饭的人。”好，我们慢慢吃。“慢慢吃”也就是一句客气话，双抢季节，能慢慢吃吗？我们却当了真。

队长早吃完了，在旁边抽旱烟，雷公都不打吃饭的人，能催吗？不能！又一会过去了，队长不见了。快到下午两点，我们终于吃好了，四五个人，懒懒地往田里走，远远望去，队长一个人，扒在水车上，正吃力地在车水呢。

下午没干多少活，晚饭还是要吃的，队长让我们先回去吃饭，他还得忙一会。

傍晚，太阳西沉，圩埂子上已经没什么太阳了，没有太阳就有风，圩里的夜，都很凉快。饭桌，还是那张大凉床，搬到了圩埂子上。菜不比中午少，还换了花样，最显眼的是有一大缽子鸡汤。

派饭，也是政治任务，也是个态度问题，家家户户都很尽心。

我们刚坐下，起风了，土圩埂子上扬起一层灰，均匀地洒在菜碗里。一头肥猪跑过来，在凉床脚上蹭痒，凉床蹭得直晃荡，鸡汤泼了一小半。队长嫂子朝着圩外喊：“大呆子、二楞子，回来吃饭了！”一会，两个光屁股的小孩，满身污泥，大的手里还抓着一条鱼，衬着血红的夕阳，全身古铜色，机灵地从芦苇丛中钻出来。这边，一岁多的三傻子，拖着鼻涕，从凉床的那一头爬过来，正在用手抓菜吃，队长嫂子见了，一巴掌打在小孩的屁股上，小孩哇哇大哭……

晚上，班主任传达上面的通知：就地扫四旧。

据说，村子里有个木菩萨，块头大，没四个人，抬不动，铜制的五脏六腑，很精致，用链子挂在胸部挖出的一块空间里。阳具是一根光滑的檀树棍子，装在一个弹簧上。凡是能想到的，都做到了。

当地人都说，菩萨灵得很，有求必应。全靠菩萨保佑，金宝圩才得以风调雨顺、草盛泥肥、飞鸟群集、鱼翔浅底，年年有个好收成，哪里是什么四旧呢，搞错了吧？

得到内线情报，菩萨藏在生产队仓库的稻草堆里，等我们赶到，早已又被人抬走了，真是敌中有我，我中有敌。几天下来，都没有见到菩萨真容。队长说，菩萨早出了金宝圩了，经过几个黑夜，被人抬到老安禅寺，还是弘愿寺，那就不清楚了。我们的任务是“就地”扫四旧，出了金宝圩，不关我们的事了。

1968年11月，安徽省宣城中学颁发高中毕业证书

文革前，大学分为三类，文史、理工、医农。报考哪一类，我都没有问题，但联系到我的家庭问题，报考哪一类，我都有问题。虽然，高中己经毕业，却等不来高考了。

1966年夏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

1966年夏，高中毕业考试已结束，上面又来了通知，停课一周，这一周，太长了，一直延续了整整十几年。

一、大批判、大揭发、大逮捕

学校里开始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。平日里，受人尊敬的老教师，如今斯文扫地，低着头，颈子上挂着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的牌子，站在教学大楼的门庭里。一些同学感到愕然，不好意思地绕道而行。没有哪个同学知道，好戏还在后头呢！红卫兵去抄他们的家，抄出来整沓整沓的讲稿，毛笔书写，全是蝇头小楷，一格一个字，工工整整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
1966年8月毛泽东写了“炮打司令部——我的第一张大字报”，宣中校内，大字报随即铺天盖地而来，互相揭发反动言论，人人自危，人人又都假装着神情自若的样子，自称“心里有事心里惊，心里无事凉冰冰”。大厅里示众的牛鬼蛇神，在相应增加。

当时时兴告密，明里暗里，相互揭发。三代贫农、根红苗正的，出自阶级本能，天生的革命派；家里有问题的，向组织表决心，表示和家庭划清界线。夫妻反目、父子成仇的斱比比皆是，况师生乎！一时间，校园内，人人自危，乌云压城城欲催！

学校里的恐怖气氛越来越浓。校广播里突然响起毛主席语录歌曲，反复播发毛主席语录：“凡是反动的东西,你不打,他就不倒。这正如地上的灰尘。扫帚不到,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”，这是紧急集合的信号，让人心惊肉跳！

同学们立即在操场集合，按班级排好队。一会，一队工人纠察队员，头戴柳条帽，手提一头红、一头白的专政棒，脚蹬翻毛牛皮鞋，咵！咵！咵！步伐整齐、响声威严，很快就将学生围起来。走上来一个头头，宣布名单。凡报到名字的学生，立刻由两名工人纠察队员押上来，接着就宣读罪状。我的妈讶！这些高中生真想做坏事，也还没来得及做吧？

赵ｘｘ，特务。他是我的同班同学，喜欢捣鼓二极管无线电收音机。后来，几十年过去，这块阴影一直笼罩心头，始终无法挥去。

查ｘｘ，坏分子。此兄看了长篇小说《红旗谱•反割头税》，说，旧社会共产党领导农民反割头税（杀猪交税），现在不也是要交割头税嘛？他的一封信被同班同学陈某人偷偷拆看，说信中称毛泽东是“大独裁者”，他还不是现行反革命吗？继而，五花大绑，带走。

工人纠察队抓学生，一抓一个准。被点到名的同学越来越多，我总觉得，下一次一定会点到我的名，因为，我是有前科的。我曾因为在教室黑板上，无意间写下“看今日之远东，竟是谁家之天下”，大祸从天而降，问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我哪里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当时，我正在看陈望道先生的《修辞学发凡》，这句话是书上的一个例句，随手写在黑板上了，不想，被阶级斗争闻出了气味，联系到家庭，浑身是嘴，你都说不清了！

虽然还没有到严冬，凡是操场紧急集合，我都会穿上一件旧棉袄，以免五花大绑时，细麻绳扣得皮肉痛。

二、一次正经的革命行动：绝食

1966年一个严冬的下午，来了几辆大卡车，将我们装走了。后来知道，广德县委书记陶大本，逃避群众批斗，找不到了，失踪了！到了广德县城，已是傍晚，乌云压城，阴风怒号，革命小将斗志不减，一下车，便回：“要我们干什么？”

一会，命令传下来：今晚绝食！陶大本不滚出来，绝不吃饭！

晚饭时，同学们都相互关照：“多吃点！多吃点！”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上饭，绝食还是头一回，饿，可难受了，真饿死了，可不得了。大家都放开肚皮，尽量往里面填食。不断地听到同学之间相互鼓励：“再加半碗，撑不死的，松松裤带就是了……”撑得都快走不动路了！

外面吹起了集合的哨声 ，我们被带到县委大楼前的广场上。广场上，白雪皑皑，有两寸深。有人在喊口令：“立正！坐下！”说得容易，说“坐下”，就能坐得下吗？不是怕地上有雪，肚子胀啊！

广场周围挂满白布标语：“绝食！绝食！绝食！”“陶大本，滚出来！”“怕死不革命！革命不怕死！”言简意赅、誓死战斗、精神感人，悲壮的气氛笼罩着县城。

广场上，不断有放屁的声音，几百号人啊，臭气熏天！

文革时期的号召力、组织力，真是没得说。一会，广德县城里各饭店、各餐馆的大妈们，推着车，车上装满热气腾腾的包子、馒头，来了。食品车上围着标语：“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！”“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！”还在不断地劝我们吃包子，一片慈母之心，爱犊之情，成了瓦解我们斗志的宣传。包子虽好吃，吃得下才行啊！这才几点啊。

一会，县医院的医生们，穿着白大褂子，组成急救医疗队也来了，县城里仅有的一辆救护车，也开过来了。这是怕我们饿昏过去，还是怕我们胀昏过去呢？其实都不是，在那个革命的年代，人人为了自保，都应当对革命有所表示，有所行动，不能无动于衷。

夜里一、两点钟，天空飘起了雪花，斗争进入了严酷阶段。估计也是有人不断地在通风报信，陶大本撑不住了，显身了，投降了。绝食斗争大获全胜，一片欢呼！

广德县城里的大小餐馆，灯火通明，广德县城里洋溢着胜利的欢乐！热烈欢迎凯旋而归的革命小将，辛苦了！辛苦了！吃饭不要钱！

革命从来不算经济账，要算政治账，要表明你的立场，你的观点，你的态度。在那个年代，谁如果只会算“经济账”，不会算“政治账”，算来算去，会把自己给“算倒了”，那就什么账都没得算了。

同学们就不客气了，上两趟厕所，又恢复了战斗力。往桌子旁一坐，将腿架在凳子上，有什么好吃的，就端上来吧。私下里，同学们在议论，哪家馆子里，有什么好吃的。

这时，从芜湖到广德的一百五十多公里的公路上，十几辆卡车，载着芜湖市食品厂的一箱箱饼干，也载着芜湖市工人阶级的革命情谊，十万火急地往广德县城里赶，支援革命小将来了。

两束灯光，刺破黑暗，冒着飞雪，在蜿蜒的丘陵公路上颠簸。天蒙蒙亮，十几辆卡车停在广德县城的大街上。革命小将三五成群地在大街上闲逛，递个条子上去，某某学校、某某班、多少人，一箱子，或两箱子饼干，就从卡车上搬下来。不少学生穿着军装，将军帽拿在手里，里面装着饼干，边走边吃，招摇过市，活脱脱一群兵痞子。

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参加过的唯一一次正儿八经的集体革命行动。我不知道，我是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呢，还是应该为此感到耻辱！

二十多年过去，1989年政治风波，我已在安徽工业大学任教，看到一群学生坐在教学楼前的广场上，我问：“干什么？”学生答：“绝食！”我一下子想到年轻时的自己，谁说历史不会重演？

三、“这是枪支清单，签个字吧！”

虽然1966年8月有《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》，简称《十六条》下达，明文宣示“要搞文斗，不搞武斗”，时至1967年底，虽然江青一帮喊出 “文攻武卫！”口号，但局势发展迅速，已经难以控制，致使全国武斗加剧，打砸抢抄成风，解放军的武器、装备和军用物资也被抢走，造成“全面内战”的乱局。

1968年9月时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李德生，有制止武斗的任务。他接见红卫兵代表时，说：“你们是小将，我是少将，我和你们有什么区别呢？”李德生停顿一下，留下让人思考的时间，也算是卖了个关子，接着说：“就是多了这一撇。这一撇，是什么？就是——”李德生做了个手势，说：“指挥刀。”李德生极尽能事，与红卫兵套近乎，但并未因此而平息武斗。

一天下午两点左右，通知下来，要出去抢枪。几十号人，刚出大门，门前就停着四辆“抛锚”的军车，帆布蒙得严严实实，掀开帆布，全是枪支弹药。头头指挥大家从车上往下搬枪支弹药，几个解放军战士过来阻拦，高呼口号“毛主席万岁！”“要文斗，不要武斗！”一会，等车上的军械卸完，军车也就修好，开走了。

晚上，来了个参谋，拿了一张枪支弹药的清单，让头头签了个字，还说了句 “够用了吧？”枪、弹发给了骨干分子，红卫兵战士。

学校己和社会上的派别融为一体。宣城城中部的十字路口和城周边的公路线，是双方拉锯战的争夺之地。夹在两派之间的居民，提心吊胆，时不时地有无辜民众伤亡于流弹之下。也有两派短兵相接的所谓前沿阵地，窗口堆积着麻包，有些地方，麻包里装的并不是砂土，而是大米或白糖。

一个学校被两派占领，教室的墙壁上都打了洞，无须到室外，就可以穿越整幢楼，为的是防止被流弹击中。武斗时有发生，有的还相当惨烈，但我都没有亲历，只是听说。学校有学生被打死，自称烈士，在学校里找一片地埋葬。文革结束后，学校恢复正常，这些坟，全被铲平，那些冤死鬼，就不知到哪里去了。

1968年，响应毛主席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”的号召，学校里刮起一股上山下乡狂潮，学生都要下农村，几乎无一能够例外。至此，我的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学习生涯，画上了句号。

安徽省宣城中学如今的大门、教学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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